“中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比较专题研讨会”综述
                        
         2009年10月15-16日，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CEDR of Wuhan University）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State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HSE)联手举办的“中俄经济转型与发展比较专题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
     这次中俄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实际上是继2008年10月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马颖、文建东、叶初升三位教授赴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参加学术会议后，俄方对武汉大学的回访。此次会议俄方共来了7位代表，由国立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系主任Vladimir Avtonomov教授领队，分别来自国立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俄罗斯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财经大学（State University for Economics & Finance at Saint-Petersburg）；中方代表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美国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海南经贸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
   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颖教授主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继勇教授致欢迎辞，Vladimir Avtonomov教授代表俄方致辞。在简短的开幕式之后，研讨会开始。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中俄双方近30位学者就“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俄罗斯的改革与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与经济增长的交替”、“产权变动与公司治理”、“中俄能源经济比较”、“俄中区域经济比较”、“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对外方面”8个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中国和俄罗斯同属经济转型中的大国，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相似性，都经历深刻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在转型期中都面临许多同样的或相似的问题和困惑。这次中俄专题学术研讨会使两国学者齐聚一堂，分析与比较两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交流与探讨两国在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总体来说，与会学者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中俄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对比分析；二、开放经济与当前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三、能源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中俄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对比分析
    
      中国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俄罗斯自1990年初苏联解体以来，社会经济领域都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和变化，分析和理解转型的历程和现状，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首先从经济思想演变的角度，总体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经历的三次思想争论：第一次争论出现在80年代中叶，争论集中在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上；第二次争论发生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争议的核心是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导向的还是社会主义导向的；第三次争论发生在最近的2004年至2006年间，争论围绕着如何对改革绩效的做出评价，最终肯定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郭熙保教授对这三次争论作了以下几点概括和思考：首先，这些争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意义，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力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次，争议的内容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成分； 第三，这三次争论高度集中在两对概念上，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第四，因为中国的学术精英大多是中共党员，争论基本上在中共党内进行；第五，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理论争论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一旦党中央确定指导方针和政策，争论基本上很快就得以平息。
       俄罗斯科学院Natalia Makasheva教授相对应地分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际主义和20世纪末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俄罗斯的整体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际主义在俄国经济学界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理论自由选择和取舍的结果；而20世纪末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再次大规模冲击和影响俄罗斯，则是苏联解体、意识形态转变和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后果。Makasheva教授认为，在影响经济理论的传播和转变的因素中，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之外，制度特征、职业兴趣、文化传统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财经大学的Irina Eliseeva教授则认为，俄罗斯有着和西方迥异的独特性；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在西方产生、发展和得以完善，适合于西方社会；盲目地套用西方的制度模式和经验，不根据俄罗斯的独特性进行调整、修正是不可取的，“休克疗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
 海南经贸学院的黄景贵教授分析了1990年代初的“休克疗法”带给俄罗斯经济体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黄教授认为，虽然在普京执政时代，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隐忧，如体制目标、结构失衡、资源依赖、研发不足、人口危机等问题。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的Rustem Nureev教授介绍了自2000年普京政府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情况及呈现的一些问题和特征：一、自然资源利用的深化；二、技术进步的放缓；三、市场经济成长的制度障碍。Nureev教授特别强调了制度发展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制度发展将会带来商业交易成本的降低，增进经济体的效率和福利，创造克服危机的先决条件，有利于积蓄长期增长和发展的潜力。
    武汉大学马颖教授从金融改革和市场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在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过程中政府和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金融部门之间关系的转变，指出政府在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实施的分权化行为，虽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在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其它的改革措施，例如农村改革、价格改革、资本积累和国际贸易、FDI等开放政策，正是由于分权化改革才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刁莉博士从金融体系与市场发展的角度检验了俄罗斯1999年-2007年间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表明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和共同基金的成交额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不容忽视，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一关系尤其值得人们重视。
 对企业和金融问题的探讨又进一步深入到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Tatiana Dolgopyatova教授分析了俄罗斯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认为股权高度集中是目前俄罗斯企业较为普遍的股权结构。Dolgopyatova教授运用采集来的监测数据，考察了股东选择受雇管理层的主要决定因素、公司从属关系的作用以及其它一些业务特征。她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制造行业特别是在独立企业的控制权分离过程中，那些有利于促进产权保护以及增进管理层和股东之间信任水平的因素，对受雇管理层的引入起了重要作用；此外，经营一体化鼓励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逐步分离，而集团内企业的交叉控股关系也允许股东放弃直接管理的控制方式；股东直接参与管理是独立企业和母公司的首选，而子公司更偏好于借助于雇用管理人员来对公司进行管理。
   香港中文大学的杜巨澜教授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末中国地方政府官员通过把大宗股权协议转让（block share transfer）方式把国有股权转让给其他国有企业或私营实体，以此方式放弃对上市公司控制的行为。他的分析表明，在财力上偏弱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转让低效能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给私营实体；而若接管前公司的业绩越差，接管后“隧道行为“（tunneling behavior）和低效率投资现象会越严重；因而，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面临着种种制度约束，私有化在短期内可能不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有效办法。
    二、开放经济与当前经济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在全球化的今天，转型国家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对此问题，与会学者从宏观经济政策、FDI以及消费和需求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讨论。
     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副教授Sergey Pekarski博士在一个所建构的标准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型中，考察了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汇率、价格、产出和平准基金的影响，分析了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不同政策组合的效果。Pekarski博士运用他的理论模型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现实，他认为在2001年至2007年间，俄罗斯的财政政策是紧缩的，而货币政策却过于宽松。这种政策组合并非最佳；若中央银行和政府同时实施温和扩张的政策，社会损失将会进一步减少。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和华中农业大学讲师涂涛涛博士运用世界银行的数据，从“联系效应”的角度探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FDI的“溢出效应”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认为，为了促成进入中国的FDI产生“溢出效应”，关键之处在于帮助建立“纵向联动效应”。具体而言，建立该效应的对策建议如下：（1）建设和完善公共信息交流平台；（2）鼓励行业和企业的集聚发展；（3）建设人才吸引系统和创业环境；（4）促进国内市场形成适度竞争的环境。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回顾和比较了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大危机、1970年代的滞胀和2008年至今的经济危机），并分析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经济增长不同程度的关联。
 武汉大学蔡东汉教授和陈忠斌副教授则从总需求的角度具体研究了如何应对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问题。两位学者通过把总消费分解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两部分，发现总消费增长率依赖于三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城市化率。两位学者运用中国1979年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检验得出，人口增长率对总消费增长率的贡献很轻微，居民消费增长率对总消费增长率的贡献保持平稳，因此他们认为，总消费增长率主要依赖于城市化率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差异。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约为0.9%，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异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且在近年来有所拉大。因此，城市化率对提高总消费增长率的贡献显得越来越重要，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拉动总消费增长超过一个百分点。两位学者认为，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有效地扩大国内总需求，并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同样是研究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林跃勤博士关注的是这次危机中，在东欧转型经济体、波罗的海地区和独联体国家这些危机重灾区所发生的情况。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虽然直接的冲击来自外部，但造成这些国家（或地区）对危机产生过度反应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内部因素。林博士认为，这些国家在借助于“全球化红利”方式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及所带来的风险，其快速增长的动态结构必然伴随着严重的缺陷-----高脆弱性、低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导致对外部影响的高敏感性和风险抵御能力偏弱。因而，深化转型和转变增长方式，是克服短期危机和提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
    三、能源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
      与会学者还就中俄双方共同关注的能源合作和区域发展等现实问题，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储量和产量都极为丰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之一；中国近年来经济迅猛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尤为强烈，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进口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中俄两国地理位置毗邻，因此，加强能源合作符合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实现双赢的选择。与会学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武汉大学李卓教授分析了在面临着外生石油供给冲击时，中国国家石油战略储备计划何以应对国内石油消费以及石油价格走势的动态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面临石油冲击时，石油战略储备的建立对平滑石油消费和价格走势都具有重大影响；石油战略储备计划启动最优时机的选取主要取决于消费的结构性特征以及石油供给的状况。尽管石油战略储备有助于平缓石油冲击的影响，但并不能消除石油冲击发生时油价的跳跃性波动。李卓教授认为，在石油供给有限以及油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积极推行能源消费多元化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都具有积极意义。
      上海美国研究所倪建平研究员应用区域公共产品（RPG）模型中的外部性概念，考察了俄罗斯和其他东北亚国家应如何加强能源安全合作的问题，他强调，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以保证区域内所有国家能源安全是双赢的上策。倪研究员认为，东北亚各国积极推进多边合作符合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建立新的多边区域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中俄两国都是领土面积辽阔的国家，各国领土范围内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都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双方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交流。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Alexey Skopin教授分析了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区域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情况。Skopin教授把1991年至2010年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代和2000年以后的时期。在1990年代，俄罗斯国民经济中产生了新的不对称的区域结构。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农业和工业发展则遭遇了失败，由服务业、冶金、石油、天然气占主导的地区在俄罗斯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上升，然而，在这一时期，俄罗斯领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的通达性降低，没有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出现。2000年以后，有着最大投资吸引力和经济增长前景的地区和有着原料和冶金工业的地区开始分离，远东地区开始在区域经济中占据“领头羊”地位。Skopin教授给出如下建议：（1）俄罗斯应该培育服务经济和技术经济在地区经济中占有较高比重的经济区域；（2）积极利用独特的资源优势保持制造业的稳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3）对影响制造业的虚拟因素和地区商业交易的适宜环境给以特别关注；（4）优先发展区域经济中出口导向的部门；（5）制定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
     武汉大学张平教授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变迁的特征：首先，区域产业结构整体上正处于不断发展和提升时期，但是，各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程度和速度是不同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正一步步对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结构变迁的水平和效率相对而言落后得多。其次，相对于东部地区拥有非天然资源优势，中西部地区则具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依托于这种资源禀赋特征，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战略，诸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和“中部崛起”等战略。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国际和国内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第三，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结构调整目标上的冲突。中央政府希望达到区域间“合理的产业布局”及“互补的专业化分工”，但地方政府似乎只对大规模投资和建设感兴趣。因此，“地方盲目重复建设”一直是中央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对此，张平教授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推进产业发展和限制低技能部门，并形成各区域自身有竞争力的产业;（2）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加强农业、林业和水利建设，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并推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产业。
    四、总结
     本次研讨会就中俄在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与会学者达成了共识：中俄作为转型经济大国，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相似或互补之处，相互借鉴发展经验，加强经济交流，推进能源合作，有利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实现转型成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刘艳楠、代谦、马颖
                                                                                                                               2009年10月25日